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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来峰上应天塔

信息来源:中国绍兴政府门户网站 浏览次数: 字号:[ ]

  飞来山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
  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

  ——王安石《登飞来峰》

  作为千年古城的绍兴,建筑该是其丰厚历史文化积淀最感性的符号和最传神的诠释。然而基于中国建筑多以土木为材、难以长存的特性,和中国人向来疏于古建筑的保护而热衷于天摧人毁后重建的缘由,在中国的土地上,明清建筑存世已属凤毛麟角,更何况唐宋、魏晋以至秦汉?绍兴的建筑亦如是。不过殊途同归中也有别例,那就是与恢宏灿烂的佛教文化紧密毗连的寺塔建筑,位于绍兴城南飞来山(又名宝林山、塔山)上的应天塔,想来也是此中之一。

  据旧志记载,应天塔为晋末沙门昙彦与许洵两人同建。昙彦其声名不得而知,许洵则是响当当的人物。作为东晋名士,当年他随任会稽内史的父亲许定居绍兴时,与王羲之、谢安、名僧支道林等素为友善并颇多交往,且参加过那次颇负盛名的兰亭聚会。令人遗憾的是当年塔尚未建成,许洵却因病亡故,工程因此耽搁了下来,后在岳阳王萧蔡师的参与下终于建成。塔成后百余年(公元473年),惠基法师在飞来山上建宝林寺,塔遂成寺内建筑。唐乾符元年(公元874年),宝林寺改名应天寺,塔亦随寺,改名应天塔。

  我们无从知晓,当年许洵和昙彦在飞来山上建塔的动因和缘由到底为何?但应天塔的问世和留存,却让今天的我们得以大致揣摩和触摸魏晋南北朝时期,绍兴地域历史文化、尤其是佛教文化的些许征象和脉络。在漫长的中国文化史上,真正可以称得上意义深远,深刻改造中华文化之魂的异域文化入传的伟大历史事件,大约只有两次。一次是骤起于19世纪中叶,始以鸦片战争为强制性文化传播方式,继以科学民主为文化主题的所谓“欧风美雨”的东来;另一次就是始于两汉之际,盛于魏晋南北朝直至隋唐的印度佛教的东渐。两汉、魏晋时期随着西域僧人的大量来华,佛典经书的蜂拥而至,佛教的传播在中华大地上势如燎原。与之相对应的是大江南北、黄河上下、内地边陲、山野城池,佛寺、佛塔、石窟、佛像等佛教建筑如雨后春笋。“招提栉比,宝塔骈罗”并非虚言,“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亦无夸饰。在这样的大势下,诞生于晋末的应天塔,既是那个时代的必然产物,是应天塔之所以跻身江南名塔行列的题中之义,更是晋室南渡后日趋繁华的绍兴,成为江南地域政治、经济、文化(包括佛教文化)重镇的最好见证。

  与大多数名寺名塔所遭遇的命运一样,见证了近700余年历史沧桑的应天塔,亦经历了多次毁而重建的坎坷。应天塔大的毁而重建有两次,一次在北宋乾德初年(公元963年-公元968年),一次在明嘉靖三年(公元1524年),现存的应天塔便是嘉靖三年那次重建的遗物。作为越中著名胜迹,应天塔曾引来历代众多文人名士的登临咏赋。乾德初年重建后,著名政治家、北宋宰相王安石慕名登临并留下了《登飞来峰》的诗:“飞来山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借物咏志向为诗人的本性,著名政治家王安石亦未能免俗。诗中写的虽是应天塔上所见的实景,但字里行间,身居高位、大权在握的满志踌躇溢于言表。可惜作为中国历史上数一数二的改革先躯和领袖,面对腐朽顽固的封建制度,王安石最终也未能摆脱黯然出局的命运,这是当年他站在应天塔上所未能想到的。

  有幸登临应天塔已是近年的事,那是在一个暮色苍茫的黄昏,当我登上应天塔时,脚下的绍兴古城已是万家灯火。站在当年王安石赋咏的“身在最高层”的所在,我忽然悟及,作为绍兴古城最古老的建筑之一,应天塔其实就是一把标杆和尺子,标志和丈量着绍兴这块土地历史文化的标高和厚度。尽管在不断增多的高楼大厦的比衬下,应天塔正日渐减弱着当年的巍峨和轩昂。

  我想,无论怎样,应天塔应是不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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