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高龄的同济大学建筑系教授陈从周先生晚年将自己的书房取名“梓室”，叶圣陶先生为之用篆字题额。他自号“梓人”，意即木匠，以此喻说中国古建筑和园林艺术是他一生的事业。或许先生在这方面的成就太过辉煌，掩去了人们对他在其他领域高深造诣的了解。其实，他不仅是古建筑专家、园林艺术家，也是成就斐然的诗人、作家、画家。
　　海外学术界称陈从周是现代中国园林的GRANDFATHER(祖父)并非过誉。他虽是学文史出身，但于建筑则师出有门，当年曾师从之江大学建筑系主任、建筑学家陈植，也曾投于任过北洋政府总理的建筑专家朱启钤门下，还与梁启超的儿子、建筑学家梁思成切磋过学艺。陈从周大学毕业后，先后任教于圣约翰大学、之江大学建筑系，桃李满天下。他在建筑学方面确可谓“著作等身”，多种著作都成为治园林与古建筑者的必读书和重要参考书。
　　他的代表作《说园》以中英文本合辑在国内出版后，很快被译成10多种文字。在日本，有6位学者争相翻译这部经典式的作品。他是改革开放后将中国园林艺术介绍到海外的第一人。
　　但陈从周并不是掉书袋的学者，他的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主持重建或修复了上海豫园、苏州拙政园、如皋水绘园、西湖郭庄、昆明楠园等著名园林。1978年，他应邀赴美，为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设计建造中国庭院式建筑“明轩”，在美国引起轰动。被誉为世界十大建筑师的美籍华人贝聿铭为之鼓掌叫好，连称“OK”，并聘其为贝聿铭建筑事务所顾问，两人也成了莫逆之交。
　　陈从周工于书画，诗文俱佳。他的国文受业于当年之江大学的夏承焘先生，诗文自成风格，尤其是那些园林散文，更是绝响。冯其庸盛赞说：“陈氏文章如晚明小品，清丽有深味，不可草草读过；又如诗词，文中皆诗情画意也，更不可草草读过；又如听柳麻子说书，时作醒人醒世语，时作发噱语，然皆伤心人，或深心人语也。”钱仲联赞之曰：“宗法天水，不落曼殊圈缋”，“雅音落落，惊为词苑之射雕手”，“杂文家之雄杰”。
　　陈从周常常沉醉于水墨丹青，特别擅长兰与竹。他是张大千的入室弟子，30岁时在上海开个人画展，40年代出版的《陈从周画集》就是由张大千题签的。陈从周为人作书画，从不取酬，他请人刻有闲章两方，谓“免费供应”、“丹青只把结缘看”。1978年在大洋彼岸设计“明轩”时，他为贝聿铭写就了一幅水墨丹青绿竹长卷，画成后带回华夏，遍请国内文化耆宿、书画名家为之题咏，成为一件极为珍贵的书画名迹，这就是现存纽约贝氏园的《名园青霄图卷》。
陈从周言自己是“杂家”，可他的杂都是大师级的。

　　陈从周原名陈郁文，号从周，后以号行，取自《论语》的“郁郁乎文，吾从周”。他出生在杭州，祖籍是绍兴。或许与这古越之地有关，他一生秉性耿直，看到听到不顺眼的人或事，就要骂上几句。他自比是同乡阿Ｑ，与友人的信中写道：“人也糊涂，只画葫芦。世间多少人貌似聪敏，实不及我。可知阿Ｑ还是足传千古，余拜倒为师，得此同乡为荣也。”朋友说他很怪，他马上刻出“我与阿Ｑ同乡”、“梓室九怪”的印章以回应。他还以清初琴棋书画皆精的李渔自诩，有言：“高艺谁云绝响，流风我自传人。”其实他对人事洞若观火，只是自己不愿明哲保身、同入俗流而已。他的语言文章机智、幽默，常有含泪的讽刺，而古道热肠毕现。有人就把他的文章与他的另一位同乡鲁迅相比，并非夸张。
　　有人说陈从周足迹遍布半个中国，也骂遍了半个中国。他面对四处一方面破坏古建筑，一方面又大兴土木建造了不伦不类的“假古董”的行径，每每在会议上拍案大骂、振臂呼吁。他骂语中最多的是一句“没文化”。他说自己对古建筑有深厚感情，拆毁一座古建筑比割他的肉还痛。他四处呼吁保护古建筑，有人说他是“消防队”，四处“灭火”。他为杭州郭庄奔走。他与叶圣陶等八人联名上书提出修复苏州清儒俞曲园故居(即现曲园)，为苏州市政府采纳。他还为各地建筑失去文化特色而忧心如焚。他认为江南的建筑应用青砖白墙灰瓦，而许多地方却改用红砖，为此他在常熟城市规划会议上，一语惊四座，说是到了夏天，就要“火烧常熟城”(夏季天热，到处是红色的砖瓦，人会更热)!苏州俞园的建造，他不满意，说“看上去像个暴发户的园子”。一次，参观南翔的双塔，归程中他看到路旁一排排简陋难看的房子，不禁大骂起来：“这些建筑设计师吃什么饭的!”“造的房子真像是‘水泥棺材!’”“我死也不会住这种房子!”著名科学史专家胡道静在纸片上写道：“一席棺材论，语惊面包车”，传到他的手中，才一笑了之。
　　他还到处批评各地旅游点“没文化”的举动。他尤其讨厌大观园照壁浮雕上戴着胸罩的“十二金钗”，说这样让人啼笑皆非。他反对杭州西湖用电瓶船游湖，更不主张在北高峰安装缆车。他还常把谈园林、说景点的话引到社会上的现象，机妙无比，令人击节。在美国参观旧金山时，记者要他谈谈对这座城市的印象，他回答说：“桥上桥，人上人。”旧金山的立交桥确实不错，而社会的等级差别也很大，一语双关，记者连称：“有哲学味道。”
　　晚年，陈从周两次中风，都与他爱骂有关，其中一次就是因为上海徐家汇藏书楼受损，他拍桌大骂而引起的。

　　在同济园，陈从周是有名的“老夫子”，一是说他对民族文化的热爱，二是指他作为性情中人的可爱处。有一次，他在学校西南一楼前看到一群大学生在草坪上踢球，便为这青青绿草被破坏而心痛，就上前大声劝阻。不想那群玩得正开心的学生根本不予理会。这下，老夫子就跑到草坪中央，一屁股坐下，捶胸大哭，流涕痛骂：“时事不济，道德沦丧，师道沦落，可悲呀，可悲呀!”这样学生才一哄而去，事后才知道这老头就是大名鼎鼎的陈从周教授。在同济新村，他看到年轻人在打鸟，就上去给他们讲道理，三番几次，居然还有效果，打鸟的人听后都默然而去，他为此高兴不已。他自己坚持终身不吃鸟，而且看到别人吃鸟也予以劝阻。
　　陈从周一生浸淫于传统文化之中。他虽然从小学到大学都是就读于教会学校，但身上却了无洋气。他一生喜爱穿着汉民族的服装，常常是对襟褂子，布鞋一双。有一次，他看到自己的研究生穿了一双手工做的布底布鞋，就要学生脱下来给他试试，没想到一试正合适，他就说：这一双就送给我了。接着他又乘兴对市场上的布鞋，不伦不类，布面却配上胶底、穿起来很难受大发议论。他反对外国的东西，宣称自己只研究中国的东西。他不看外国的电影、不听西洋音乐，对国人曾经有的“出国热”大为不满，对有些人盲目崇洋不屑一顾，看不惯某些人见到外国佬就好像见到阿爹的媚态。他的大女儿要他到美国去，他回答：“不去!”二女儿请他去法国，他依然是两个字：“不去!”他对人说：“我死也死在中国。”他对国人耻说“饮茶”而好“饮料”大加讥讽，不愿意享受夏天的“空调”。他说：人们客来也不进茶，出游也不品茗，坐在“洋空气”(空调间)里喝饮料，是所谓“高等华人”了。老实说，“饮”之下加一“料”字，与肥料、废料一样不讨人喜欢，这是用外来的俗词掩盖了传统的雅号。
　　老夫子带研究生也独特异样。入学考试时，他先问考生是何方人氏，接着就要考生说出本地历史上曾有哪些学者，这些学者有些什么著作，有哪些成就。如果回答不出来，就难登师门了。在他看来，一个学子，连自己家乡的历史文化都不清楚，对民族文化也就说不上有多深的了解了。他对学生有严格的要求，不准听西方音乐，尤其是那些所谓的流行音乐；他要学生学习写繁体字，坚持以直行方式书写。
　　陈从周遍交海内诗书画名家，对前辈学人执礼甚恭，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一次，他的大学老师王蘧常先生九十华诞，却逢天公不作美，一大早就暴雨雷鸣，他所在的同济新村与王先生住处距离甚远，对于已届高龄的陈从周先生，这趟行脚完全可以免去。可他为了按时赶到，一大早就动身，冒雨为老师祝寿。在祝寿会上发言之后，他坚持要向王先生行跪拜之礼。这下可急坏了王先生，连说：“不可，不可!”而陈从周已双膝跪地，认认真真地叩了三个响头，与会者都为之动容，认为这是老夫子在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宣传尊师重教的精神。
　　老夫子还常常对年轻人说：“不要看不起老头子，老头子都是有学问的。”

　　陈从周对传统文化的热爱，还体现在他对传统戏曲尤其是昆曲、 京剧的酷好上。他的昆剧启蒙老师是胡山源，后来与国内的京昆大师、名角如梅兰芳、俞振飞、华文漪、梁谷音等交游深厚。他很早就四处吁请弘扬传统曲艺，华文漪称他是“昆剧保皇党”，他也就老实接下这个封号，认为自己“当之无愧”。在他看来，园林艺术与昆曲，作为民族文化的瑰宝，不仅可以互相阐释，其艺术之美还是相通的。他认为园可以解曲，曲可以悟园，因为自明代中叶后，昆曲盛行于江南，园与曲便有了不可分割的关系，不但曲名与园林有关，而且曲境与园境更互相依存，不分彼此。他指出，昆曲的身段、唱腔、唱词对造园都大有启发。所以，他自诩“以园为家，以曲托命”。他要求自己的研究生学习昆曲，并作为一门重要的“课程”
　　陈从周与蜚声中外的著名昆剧表演艺术家梁谷音的交往早已传为文坛、梨园的佳话。他自言是梁谷音演唱艺术的知音，他对梁谷音表演中的身段、唱腔等的艺术造诣赞赏得无以复加，甚至声称在写作、绘画以及设计的时候，若没有梁谷音的录音听，脑子就仿佛石头一样。他说东方艺术是慢节奏的，而这慢节奏对文化人有着微妙的作用。梁谷音谦虚地称他为师兄，因为陈从周向沈传芷学习昆曲比梁谷音早得多。1988年，梁谷音获得全国戏剧“梅花奖”，陈从周以“画梁软语，梅谷清音”相赠，并刻在一块端州产的梅花砚上。晚年，陈从周在丧妻失子的创痛中，受命主持上海豫园东部的重建。他花费两年时间，从设计到施工如同导演一样一一过问，倾注了大量的心血。豫园“谷音涧”的取名，也与昆曲有关。某天，梁谷音与陈从周正在涧前品评，梁谷音忽然引喉一唱，嫣然一笑，陈从周顿如佛家悟道，这假山的“芳名”就出来了。众人对“谷音涧”的取名无不称妙，又公推陈从周将这三个字刻在涧边石上，这一带有戏剧性的巧遇与奇缘成就了豫园一个重要的风景点。

　　在香港，有一次记者问及陈从周为什么对诗人徐志摩那样有感情，他回答说是因为“无缘无故的爱”，是一种“很单纯的思想的表现”。他还说，自己编《徐志摩年谱》，是“一次感情的冲动”。
　　其实，徐志摩的父亲是陈从周妻子蒋定的舅舅，又是他嫂嫂徐惠君的叔叔，而陈从周是由嫂嫂抚养成人的，因此两家有着双重的戚谊。
　　徐志摩死时，陈从周才14岁，他只是在自己家里的花厅里见过徐志摩的背影，但这背影总是消失不了。他更喜爱徐志摩的诗文，从那时起他便留心徐志摩的生平事迹。结婚后，陈徐两家往来增多，陈从周在圣约翰大学教书，徐家住在华山路附近，徐志摩的第一个妻子张幼仪与儿媳跟他学画，所以他三天两头到徐家去，对徐志摩有了更多的了解，遂有了给徐志摩写一部传记的打算。张幼仪也把徐志摩的许多遗物交与他，其中有徐志摩的一本日记、一本随笔，陈从周后来将里面的内容引入《年谱》之中。张幼仪甚至将她与徐志摩的离婚证书都交给了陈从周。
　　那时，陆小曼也住在上海，陈从周常去看望，从她的谈话中，也得到许多资料。1965年陆小曼临终前，将商务印书馆所排的《徐志摩全集》一份版样及一箱纸版，以及梁启超为徐志摩写的一副长联，一张她画的山水长卷交给他。“文化大革命”前夕，全集送北京图书馆收藏，梁联及山水长卷交给浙江博物馆，都得以保存，其中梁联还请俞平伯题了诗。陆小曼还交给他一批与徐志摩关系非常密切的女作家凌叔华写给徐志摩的信，信是仿古诗笺写的，笺上画着帘外双飞燕。
　　经过长期的积累，陈从周掌握了大量有关徐志摩的生平第一手材料，可是面对这些宝贵材料，写传记又难以下笔，他就改换方式，编成了一部年谱。书编成后，已是临近解放，不少朋友劝他不要干这种蠢事了。当时，他请赵景深先生作序，赵不肯答应；徐悲鸿要他研究鲁迅，他也不改初衷，硬着头皮干下去，又请了张宗祥题签。等到付印，已是解放了，找不到出版社出版。陈从周只得与一家印刷厂商量，自费印了400本，分送各大图书馆和亲友。这本年谱至今还是海内外研究徐志摩的重要参考书。
　　“文化大革命”中，陈从周因为“反动文人”徐志摩“树碑立传”，自然吃了不少苦头，他保存的徐志摩遗物也大多被抄走。
　　我们在《年谱》中看到，照片中的徐志摩墓碑上刻写的时间是民国35年(1946年)仲冬。原来，1931年11月19日，徐志摩死后，在次年春天安葬在硖石东山万石窝，当时没有立碑，直到1946年春天徐父也安葬于徐志摩的墓侧，碑名是由张宗祥书写的，陈从周参加了这次仪式。当时因等凌叔华所书碑文不就，延至当年冬天才立碑。“文化大革命”中，徐志摩的墓被毁，墓碑也断损他处。1983年，海宁县政府将徐志摩的墓迁移重建于硖石西山，原墓碑从东山一民居前发现，修整好后立于墓前。陈从周撰写了一篇碑记与一本年谱放于墓中。
　　现在在上海豫园的得月楼外宾接待室的廊下，有一块新的石刻就是诗人徐志摩的遗像。原来，这画像是1948年徐志摩的儿子徐积锴去美国前，陈从周请画家胡亚光画像，由张大千补写衣裾。40年后，徐积锴回国扫墓时带回，陈从周与赵家璧先生建议刻石流传，遂请赵嘉福精工刻成，成了豫园一件名迹。这也是对诗人徐志摩最好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