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造后的守陵村。 （记者 袁云 摄）

　　大禹文化内涵丰富，涉及上古神话、文学、史学、民族、考古等诸多领域。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受疑古思潮的影响，大禹几乎从上古文化中被抹去，上世纪80年代以来开始对疑古进行反思，大禹传说及其文化内涵又重新得到了学界的阐释和解读，出了很多研究成果，展现出百家争鸣的新气象。

　　统计资料显示，自上世纪70年代末至今，在国内核心期刊上发表有关禹学研究的文献总数达5024篇，其中还不包括国内各地进行禹学学术研究时汇总出版的论文集。近年来，党和国家对中华文明的高度重视，无疑使当今的大禹文化研究，迎来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

　　禹学研究不断深入
　　“上世纪70年代期间，在相关期刊上发表有关禹学的文献，经权威统计是12篇。”大禹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的丁晓洋说，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弘扬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需要和考古发掘的兴盛，关于中华“人文始祖”尤其是关于大禹的研究进入了高潮，研究方法也从历史学、神话学扩展到了考古学、民族学乃至文化人类学等诸多领域。

　　近些年来，全国多地成立了大禹研究会，举行过多次有关大禹的学术研讨会，出版了多种有关大禹的书籍和文献资料汇编，仅在国内核心期刊上发表有关禹学研究的文献总数就达5024篇。

　　从大禹研究专家学者的论文和举行大禹学术研讨会的内容上来看，大禹传说、大禹出生地、大禹定都、禹妻涂山氏、大禹立国九州等仍是研究热点。

　　上世纪80年代以后，大禹研究集中在对大禹事迹的考订和历史地位的评价、大禹相关史料的编辑和整理、从历史地理学推论大禹治水的历史真实性、对一些历史问题进行考辨和澄清等。

　　绍兴已故学者陈桥驿曾对大禹相关史料裒辑和整理做出较大贡献。1996年，他在《〈水经注〉记载的禹迹——再论禹的传说》一文中从《水经注》中裒集出以往关于大禹研究中注意甚少的资料。此外，他在1985年《越为禹后说溯源》一文中对后世流传的“越为禹后”这一说法进行了溯源和澄清。

　　相比于近代的一些有关于大禹身世和婚恋传说的学术讨论，现代学者们更加注重大禹精神的发掘，很多论文都表达了大禹治水不仅是一种现象和历史功绩，它还是留给后人宝贵的精神财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孟世凯认为，大禹作为夏王朝的奠基者，是中华民族优秀历史文化创造者之一，他在治水平土过程中的不畏艰险、艰苦奋斗、吃苦耐劳、公而忘私的精神，放射出永世不灭的光辉。在现代科技推动社会快速发展的今天，中华儿女仍需弘扬大禹精神，为社会主义经济、文化和旅游事业作出应有的贡献。

　　“生死之地”惺惺相惜
　　综观国内大禹研究热点地域，基本上与禹文化息息相关。作为大禹人生最终的定格地，绍兴是毋庸置疑的大禹学术高地；四川对于大禹研究起步较早，上世纪70年代末由四川省社科院牵头成立了禹羌文化研究所；重庆的“湖广会馆”也涉猎大禹文化研究；作为大禹称王之地，山东禹城2002年便有专门团队研究大禹；二里头考古取得的成就，让河南登封在2006年组建了专门的大禹研究团队；湖北的大禹文化园内有大量雕像表现大禹治水的传说，集中了不少研究学者作为学术支撑；据一些史料记载，大禹之妻涂山氏出自今安徽省蚌埠市怀远县涂山，所以当地对于大禹文化研究也是不遗余力……

　　四川的北川被大部分学者认为是大禹的出生之地，而浙江的绍兴是大禹埋葬之地，所以业内很多人称北川与绍兴为大禹的“生死之地”，而其中不乏两地学者惺惺相惜的交往之事。

　　2008年3月，因《百家讲坛》走红的纪连海在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文化中国》节目中，抛出一个有关大禹的未考实的观点，“当时，国内研究禹学的权威谢兴鹏立即出声辩驳，他拿出大禹研究中积累的‘硬货’加以佐证，指出了纪连海‘为追求收视率’‘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丁晓洋说。

　　“谢兴鹏就是北川禹羌文化研究所的所长，他为人耿直，在学术研究上也很扎实，拿出的有力辩驳，有着深厚的研究根基，在学术界内叫好声一片，也平息了杂声。”丁晓洋说到这里时，神色忽然黯然，“不料，两个月后，5·12汶川大地震，北川被夷为平地，谢老师也不幸遇难了……”

　　消息一传来，绍兴的大禹文化研究所立即定向捐赠30万元用于“兄弟”单位——禹羌文化研究所的重建，其中4万元专门为谢兴鹏出版了大禹研究的专著，集合整理了他生前对于大禹研究的论文和思考性文章。“直到今天为止，那笔钱还没有用完，禹羌文化研究所每年还会把这笔钱的使用情况报送给我们，通常是用于他们出版一年两期的‘大禹文化’专刊。”丁晓洋说，大禹“生死之地”的两家研究机构深厚的情谊，更为大禹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谢老师所在的北川禹羌文化研究所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起就开始研究禹学，是国内禹学研究起步最高的研究机构，他们与绍兴禹学研究者一直保持着联系，学术上经常互通往来，即便是在他过世之后，大禹‘生死之地’的两家研究机构仍保持着紧密的学术交流。”丁晓洋告诉记者。

　　北川在每年农历六月初六举行大禹诞生纪念活动，一定会邀请绍兴大禹研究学者参加，绍兴学者会带去自己的学术论文进行座谈与交流；绍兴每年4月公祭大禹典礼，也会盛邀北川禹羌文化研究所的禹学研究人员出席，同时在活动后的学术研讨会上进行交流，大禹“生死之地”每年至少有两次的“面对面”的学术交流和研讨。

　　其间，一些学者从民族学的角度出发，对大禹传说与先夏诸民族的起源及其关系进行了分析，提出大禹传说源于羌戎文化，其中在国内见刊的一些代表性的论文包括李得贤的《夏禹传说与大夏地理》、陈剩勇的《大禹出生地考实》、张泽洪的《岷江上游羌族的大禹崇拜》等，成为后来禹学者研究者必看的论文。

　　不难看出，近三十年来，刊登于权威期刊的论文，都将大禹还原到其产生的历史背景中去理解，准确地把握了大禹文化发展和演变的脉络和历史。

　　研究迎来历史机遇
　　1995年，新中国首次举办祭禹大典期间，与会的广西民族学院徐杰舜教授和浙江省社科院研究员陈剩勇分别从“汉族的起源”与“中华文明起源”入手进行探讨，从而提高了大禹及其夏文化的研究理论层次。徐在《大禹与汉民族起源》一文中认为：禹在治服水患之后，划定九州，意味着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民族——华夏族随着阶级与国家的产生，基本形成了。与此同时，浙江省社科院魏桥向国际大禹学术讨论会提交了一篇题为《何不建立一门禹学》的论文。

　　会后，绍兴市社科院成立了大禹研究中心。2006年时，研究中心只有7人，以讲师和硕士为主。如今，研究中心已有38人，其中教授9人、副教授13人。在每年祭禹盛典的当天下午，绍兴都会举行大禹学术研讨会，会后将学者们带来的论文汇册成集，成为了大禹文化研究的宝贵财富。

　　“这些年的大禹研究学者，不再局限于大陆，台湾每年也有学者和大禹后裔参加我们的研讨会，此外，还有韩国、日本、美国等国家学者前来交流。今年9月，加拿大文化更新中心将派学者来我们大禹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进行学术交流。”刘家思教授告诉记者，大禹研究不仅是一项追寻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演变的工作，也是一项向世界展示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创造性工作，是我们对中华文明展示自信的重要表现。

　　“大禹研究就是要研究积淀深厚的大禹文化，对历史悠久的中华民族文化价值与精神底蕴予以充分的发掘、传播和践行。党和国家对中华文明的高度重视，无疑使当今的大禹文化研究，迎来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刘家思说。

　　近年来，国家对中华文明起源和中华传统文化的高度重视，为大禹研究提供了重要机遇。通过对历史的梳理便可发现，大禹研究的重要历史阶段往往出现于国家复兴和民族文化重建的历史关头。

　　我国先后两次启动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重大工程：1996年5月启动了“夏商周断代工程”，2001年又启动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十五大以来，党和国家绘制了“两个一百年”发展蓝图和实现中国梦的奋斗目标。2017年新年伊始，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又联合发布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这些国家文化工程的推出和大政方针的制定，不仅充分显示了我们的文化自信，显示了中国的伟大，也赋予了大禹研究的良好机遇与历史责任。

　　大禹，作为尧舜禹三代圣贤统治者之一，中华民族的治水英雄，华夏民族认同的重要起源——夏王朝的开创者，在中国文明起源和中华传统文化的振兴过程中，其重要地位毋庸置疑。应该说，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如何以更高的标准和更科学的方法来推动大禹研究，使之不断向前发展，是大禹研究学者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